近30年来中国善会善堂组织研究述评(4)

　　方福详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浙江杭嘉湖地区的善会善堂。他认为，明清时期浙江杭嘉湖地区的善会善堂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广泛。明清浙江杭嘉湖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善会和善堂，它们所在的地域非常分散，不仅是省府市县，就连小型的乡镇也有分布。第二是组织形式多样、社会功能扩大。明清浙江杭嘉湖地区有民办、官办、官民合办等多种形式的善会和善堂，这些慈善组织不只从事救济孤寡贫病、收留游民、无利借贷等慈善活动，还广泛涉足城防管理、城乡水利路桥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其社会功能在逐步扩大。第三是具有传统与近代的双重特征。明清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具有兼融新旧、传统与近代并存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特征，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善会善堂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组织形式方面，明清当地善会善堂的民办趋势明显，民主性和规范性逐渐增强；在社会功能方面，明清当地善会善堂不只从事传统慈善救济事业，还广泛涉足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公益事业；在慈善思想方面，明清当地善会善堂不仅重视收养，还强调对被收养者的教育。以上特点是社会变迁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社会变迁在地域慈善组织中的体现。

　　分析性研究是针对具体问题来展开。这种研究通过对地域善会善堂的分析，达到对某一问题的认识。比如，梁元生探讨慈善组织与地方政治权利及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他在《慈惠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中，通过分析清末上海善堂的慈善活动及其管理人员的构成情况，剖析了清末上海绅、商阶层如何通过涉足善堂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和地方市政，不仅转变为地方政治的领导精英，而且在上海后来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张利恒探讨了上海善堂的近代变迁问题。他在《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中，以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发展和地方自治为背景，分析了上海传统善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由分散走向集中，由排斥、拒绝西方传教士的慈善活动到逐步认同并向他们学习“办善经验”的发展过程。

　　郝红暖主要关注地域环境对善会善堂所产生的影响。她的《地域环境与慈善组织的发展——以清代直隶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利用历史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清代直隶省辖区内善会善堂的类型、性质、时空分布、运作机制、功能相近善堂的关系等做了系统阐述。在文中，作者归纳了清代直隶善会善堂的地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对清代直隶和江南地区的善会善堂进行了比较。她认为，经济发展是善会善堂产生的基础，社会需求是善会善堂发展的动力。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治因素、尤其是地方官吏的倡导，对善会善堂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而地理位置、有时候是地域所处的区域政治地位，不仅能加剧政治因素对善会善堂的影响，而且还能创造出有利于善会善堂发展的条件。

　　上述是地域善会善堂组织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地方志、档案以及善堂堂史、会计报告书等。也有少数研究者关注当代汉人社会的善堂。这些学者的研究是根据实地调查来进行，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善堂的宗教仪式、组织管理、社会功能等。例如李志贤对新加坡潮汕移民社会的善堂做过实地调查，他的《从宗教仪式看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文化内涵》，通过分析新加坡潮汕人善堂的各种宗教仪式，阐释了这些善堂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他认为，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宗教仪式方面，这些宗教仪式是潮汕社会的独特民俗，揉合着儒、释、道三教的哲理思想，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在海外潮汕人社会中发挥着地缘性凝聚力和方言群认同的文化功能。{27}徐苑对当代潮汕地区信仰大峰祖师的229家善堂做了田野调查。她的《大峰祖师、善堂及其仪式：作为潮汕地区文化体系的潮汕善堂综述》一文，除梳理历史外，重点介绍了这些善堂的组织管理和收埋骷骨仪式。她将潮汕地区信仰大峰祖师的229家善堂定义为一种民间自愿性信仰组织体系，认为这一组织体系的形成与近代潮汕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形成是同步的。{28}

四、简要评价
　　
　　学界恢复对中国善会善堂的研究只有短短的30多年，然而经过这些年来的积累，我国善会善堂组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现在研究的深入程度上，目前学界的研究，不仅有较为宏观的、针对善会善堂整体的讨论，还包括比较微观的、针对善会善堂的某一个类型或者某一个个案的研究。从内容的设定来看，不仅善会善堂本身的历史渊源、组织架构、管理模式、资金来源受到重视，而且一些学者也开始注意分析善会善堂的社会功能、时代变迁、与政府的关系。以往学者的研究，积累了材料，摸索了方向，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往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对其他省份给予的关注偏少。我国善会善堂的数量众多，分布的地域非常广泛。根据梁其姿先生的统计，除江浙地区外，清代我国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云南、四川、福建、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贵州、广东、广西等省份都存在有善会善堂。{29}我国善会善堂分布的地域极其分散，这给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这些慈善组织带来了困难，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各个省份所分布的善会善堂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所取之不尽的资料源泉。对不同地区的善会善堂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可以深化对我国传统善会善堂组织的认识，还可以为后续研究者进行跨地域的比较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可惜的是，以往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将视野锁定在江浙地区，而其他省区，除两广、湖南、四川、天津、贵州被少数学者论及外，尚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其次，对历史上的善会善堂研究较多，对当代善会善堂的关注太少。善会善堂不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实际上在当代中国东南沿海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仍然广泛存在着这种慈善组织。不过目前学者们对善会善堂的研究，几乎都把目光投向了明清至民国时期，而对于当代中国和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仍然存在的善会善堂，学者们则较少给予关注。造成这方面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界对中国善会善堂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多数学者、包括研究善会善堂的一些权威学者都认为，善会善堂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这类慈善组织只存在于明末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有这种慈善组织存在。二是当前善会善堂的研究者以历史学者为主。与重视实证研究的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者相比，历史学者更为重视的是善会善堂的制度分析，他们较少立足田野，考察这类慈善组织在当代社会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