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中国善会善堂组织研究述评(2)

　　台湾学者对中国善会善堂的研究几乎与日本学者同步。1984年，梁其姿发表了《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一文、开始研究善会善堂。{9}之后，她又相继发表了《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清代慈善机构与官僚层的关系》、《清代的惜字会》等文。{10}1997年，梁氏集多年的研究心得，出版了《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一书，对明末至清中期的善会善堂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梁书重点讨论的是善会善堂的社会功能问题。她提出，在清朝中期以前，善会善堂的主要功能是社会救济，而到清朝中期以后，由于善会善堂的主办者已经由绅商阶层转向中下层儒生，因此，善会善堂的主要功能已不再是社会救济，而是传播儒生阶层所宣扬的传统价值观。{11}梁其姿论著的观点非常新颖，该书从善会善堂施济群体入手的分析方法，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借鉴意义。

　　宋光宇和范纯武也曾对善会善堂做过研究。宋光宇探讨的是善堂与善书之间的关系。他的《清代台湾的善书与善堂》，以善书为中心，考察了清代台湾善堂在印制、流通、传播善书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2}范纯武主要研究扶乩和“鸾堂运动”对善堂的影响。他的论文《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对清代各地善堂中的扶乩和“鸾堂现象”作了系统阐释，向我们介绍了清末扶乩现象是如何对善堂进行影响和渗透的。{13}

　　大陆学者对善会善堂的专题研究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1997年，陈宝良系统介绍中国传统会、社组织的专著《中国的会与社》出版。在书中，作者将善会善堂划归为文化类会社，对我国传统善会善堂的类型、组织架构、思想渊源、资金来源、慈善活动等作了介绍。{14}湖南大学的周秋光和曾桂林于2006年联合出版了《中国慈善简史》一书。在书中，他们专辟一章，概要性地介绍了明清时期的同善会、放生会、惜字会、救生局、清节堂、掩骼会等善会善堂，并简要地介绍了这些善会善堂的产生背景、运作模式和慈善活动内容。{15}

　　晚清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时期，也是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社会的整体变迁会引发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同时社会基础组织的变化又能反映出社会的整体变迁。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专门研究善会善堂的近代变迁问题，涌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16}

　　黄建圣、马宁对善会善堂的近代变迁做了专题考察。他们在《晚清善会善堂向近代慈善组织的转型》中，通过分析善会善堂的救济理念、运作模式和慈善活动，认为晚清的善会善堂已经具有了近代慈善组织的特征。表现在救济理念上。晚清的善会善堂不仅重视解决“受济者”的温饱，还强调对他们生存技艺的培养，说明善会善堂的救济理念由只重收养转向“教养兼施”。在组织运营上。晚清官方介入善会善堂事务的能力日益衰弱，民间善会善堂的自主性开始增强，管理更为科学规范，开始具有近代企业的特征。在社会功能上。传统善会善堂通常采用道德标准来筛选受济对象，其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社会教化方面。而在晚清，因为贫民和无业游民日渐增多，为使更多人受到救助，善会善堂开始降低甚至取消对受救济者的道德要求，因此，晚清善会善堂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救济，而不再是社会教化。

　　王卫平也对善会善堂的近代变迁做了专门研究。他的《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从慈善理念和慈善活动两个方面分析了善会善堂的近代变迁。他认为，晚清善会善堂的变迁主要是慈善理念的变化。在清朝中期以前，传统善会善堂只重收养，而到了晚清，受西方慈善理念的影响，善会善堂的救济理念开始由只重收养向养教并重转变。此外，晚清善会善堂的变迁还包括慈善活动内容的扩大。作者认为，在清中期以前，善会善堂的慈善活动主要是养老、慈幼、敬节等；而到了晚清，除以上慈善活动外，善会善堂还新增了戒烟、蒙学教育、教授工艺等新式慈善内容。

 

二、善会善堂类型及个案研究

　　善会善堂是我国传统民间慈善组织中的一类，这类慈善组织的数量众多，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明朝末年，我国善会善堂只有救助孤老贫病的同善会这一类，数量有限。而到了清代，我国善会善堂的数量开始增多，类型逐渐多样，涌现出诸如专门收养弃婴的育婴堂、专门救济节妇的清节堂、专门救助寡妇的恤嫠会、专门向贫病者“施棺助葬”的“施棺”类善堂（或善会），以及集多种慈善活动于一身的综合类善堂（或善会）等多种类型、数目庞大的善会善堂组织。我国善会善堂的类型多样、数量众多、构成极为复杂。这种现实，使研究者很难从整体着眼，对其开展深入细致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只研究某一类型或者某一个善会或善堂。这些学者的研究，关注的范围更小、对象更为具体，讨论的问题也更为细致和深入。

　　育婴堂是清代至民国年间存在的一类善堂，这类善堂在历史上曾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在当代中国已不见有这类善堂组织存在。育婴堂在清代曾非常兴盛，那么，这类善堂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历史渊源在哪？采用什么样的经营模式？运营情况怎样？资金来源于哪些渠道？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探讨。万朝林梳理了中国育婴事业的历史，并对清代育婴堂的运作实态作了考察。他在《清代育婴堂的经营事态探析》一文中指出，中国育婴机构的历史很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的慈幼局；元明两代，中国的育婴事业开始沉寂；到了清代，伴随着育婴堂的大量出现，我国的育婴事业发展到了顶峰。在该文中，作者还整理了地方志和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材料，从行政管理、经费筹措、弃婴的收养和保育、弃婴出路的安排等方面，论述了清代育婴堂组织的运营实态。他指出，清代的育婴堂不仅重视对弃婴的收养，而且还考虑婴儿长大后的出路，真正实现了从收养、保育到遣送社会的良性循环。{17}

　　汪毅夫研究了清代福建的育婴堂组织。他强调，清代福建育婴堂组织的历史渊源更早，可以上溯到宋绍兴五年官方建立的举子仓，比南宋慈幼局的创立要早130年。他认为，清代福建育婴堂的创立，主要是为了应对社会上日益盛行的溺弃女婴的现象，防止出现因溺弃女婴而引发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道德风俗败坏等社会问题。{18}萧倩主要讨论清代江西的育婴事业。她的《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研究》，对清代江西育婴堂的创建年代、地域分布、育婴堂的抚育对象和范围、育婴堂的抚育经费、婴儿的抚育方式和去留等作了全面介绍。{19}同类研究中，还有王卫平、施晖在《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中，对清代江南育婴堂组织的讨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