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善堂：渐由传统慈善救济向公益服务转型(2)

　　存心善堂负责救济救灾的76岁老人陈文元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雪灾，他曾经在冰天雪地中押送善堂筹集的9卡车生活必需品到达湖南郴州；汶川地震时，经过三天三夜近3000公里的长途跋涉，押送了发电机、帐篷等7车物资奔赴四川什邡灾区，从四川回到汕头后，又筹集救灾物资从汕头奔赴甘肃文县。

　　“善堂的老人就是想做善事，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更信任善堂，更愿意把钱捐给善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汕头大学原党委书记黄赞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没有传统和宗教作为支柱，善堂很难长久”

　　走在汕头拐来拐去的大街小巷里，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小的善堂善会，几个老人煮各种各样的中草药凉茶，摆在路边，路过的人、三轮车夫、环卫工人都会停下来喝两口。

　　汕头外马路上的榕香蚝烙饭店，每天提供80份的免费炒饭。每到中午十一点，饭店门口的大榕树下就会排着长长的队。乞丐、干苦力的、捡垃圾的、环卫工人、邻街的老人常在队伍中。饭店老板蔡乳武为贫困人群提供免费午饭已经有16年，中间也经常会有人拿油米给饭店。“给钱的我都不要，给油米的，都是小时候吃过人家饭的。”

　　潮汕人的先民多来自中原，有的是征战士兵，有的是举家而迁的灾民，有的是因家族或村落争斗而被迫南迁的难民。在长途迁徙中，扶老携幼，历经颠簸，方达潮地。但在这个“蛮荒”之地，等待他们的仍是艰辛的生存环境。“重信仰，寻寄托，求庇佑，是绝大多数潮汕人的心理形态。”黄赞发说。

　　也因此，潮汕人对诸神都很崇拜。记者在汕头云湖庵就看到有佛、有道、又有地方神摆在一起的祭拜形式，甚至把最早建立善堂行善的大峰大师也作为神来崇拜。存心善堂所在的外马路上，则既有善堂这样的地道中式古建筑，也有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的典型西洋楼房。

　　善堂也经常举行各种大小传统宗教仪式和活动，接受各界捐赠。“把传统活动作为凝聚社会的力量，变为慈善活动。”蔡木通告诉记者，“没有传统和宗教作为支柱，善堂很难长久。”

　　靠海的潮汕人还有怒海讨生的风俗习惯。如今，海内海外各有潮人一千多万，“海内有一个潮州，海外也有一个潮州”。

　　善堂文化也随着潮人离乡背井出洋。他们离乡时，往往捧着某善堂或神庙香火，一起渡洋，待到事业有成，生活改善，便合建善堂或神庙，作为敬奉处、思乡所、会聚点，并以善堂为机构组织救困扶危。为后来出洋的潮人提供食宿，帮忙找工作，为当地国家解决了很多移民问题。

　　现在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都先后出现了善堂机构，“在泰国曼谷街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很可能公立医院的救护车还没到，泰国报德善堂的车已经到了。”蔡木通告诉记者，泰国报德善堂医院里面的血浆、骨髓比国内医院的还多。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告诉记者，如今他很关心中国的慈善事业，慈善是社会保障和缓解贫富差距的一个补充，“更难得的，还有对精神的陶冶”。

　　□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善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以存心善堂为例，1953年，存心善堂曾经作为封建财产被没收。1985年，存心善堂等多家善堂集体上书要求正确看待善堂的作用，“行善不是迷信，善堂没有了很多社会服务都没有人做了”，终获批准。

　　1995年，由于善堂所在地的产权等原因，“社会团体财产归人民所有”，存心善堂被强制取缔。

　　2003年，经汕头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式批准，存心善堂为汕头市慈善总会分支机构，全称“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但存心善堂不可以再设分支机构，它下面的学校，文武学校、养老院、慈善诊所等不能独立开展活动。直到2009年，存心善堂独立登记，成为独立法人，全称汕头市存心慈善会。

　　汕头市民政局副局长钟岳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现在情况要发生变化，民政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将改为业务指导单位。“作为业务指导单位，善堂要来登记，每年要年检，财务年检，人员、会员的变动，开展哪些活动，重大活动等都要备案，主要是敦促善堂遵守法律法规，健康规范发展，出了什么问题民政局要去清算清理。”而据记者了解，汕头市在民政局登记的善堂，大概有46家左右。

　　钟岳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汕头市民政局也在培育慈善机构，但主要是增加政府指导下的中华慈善总会下的分支机构，“有一些情况必须由汕头市慈善总会和汕头市红十字会来进行，善堂不可以公开募捐，只能依法接受捐赠，大的事情政府统筹会更好一点。”去年汶川地震，存心善堂向社会募捐拿的箱子，都冠名为“中华慈善总会”。“钱的来龙去脉，是需要政府规范的，要不没有办法监管。”钟岳峰说。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对中国善会善堂史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社会始终未曾产生独立于官或超脱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组织。而“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也曾感叹，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但中国，是非政府组织“购买”政府的服务。

　　2009年末，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王长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通过，“东莞试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凡是能够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移交给社会组织解决管理；政府通过采购或特定委托方式，购买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逐步将政府直接‘养机构、养人、办事’，转变为向公益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庞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