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潮人善堂溯源——兼论其在早期移民社会的建构基础(3)

　　四、新加坡潮人善堂的传入与活动
　　自民国开始，潮汕善堂也由移民海外的潮人传播至各地的潮人聚居区。“远在东南亚及港澳台等潮人居住的地区也有善堂之设，据不完全统计有100多座。”（32）在马来西亚，据苏庆华教授的调查，“崇祀宋大峰的善堂，除了（新加坡）南洋同奉善堂设于柔佛（1960）、雪兰莪（1962）及槟城（1967）的三间分堂以外，尚有属“明系”的五间善社，以及集中于霹雳州内，已加入成为德教会的振系诸（导）善社。”（33）新加坡最早成立的潮人善堂是于1916年创堂的修德善堂养心社。该年农历四月，中国潮安县浮洋镇大吴乡乡民吴立声、陈四顺等，从当地的修德善堂养心社恭请祖师“圣驾”度洋到新加坡，仍袭用原名设立善堂，（34）发扬宋大峰积善救人的精神，并奉由“生、老、病、死、苦”五字所构成的“五善”为《祖师圣训》（见表二），堂员视之为金科玉律，身体力行，以宏其旨。新加坡修德善堂还先后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麻坡和笨珍建立分堂。
　　 1942年日本军占领新加坡，当地潮人善堂的发展进入一个转捩点。当时由于受到战乱的冲击，商业停顿，物质缺乏，医药卫生设备不足，失业流民人数大增，老弱残疾、饥饿病亡则日众，不计其数的贫民死后无人收殓。在日军的军阀统治下，几乎所有民间社团都被禁止一切活动，唯允许属于慈善机构的善堂组织继续运作。潮人善堂的服务对象原来多为与之有血缘与地缘关系的潮人社群，但基于非常时期的需要，当时修德、同奉、普救、同敬以及南安五间善堂遂联合组成“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简称“蓝十字总会”，采用“蓝十字”为会徽（35），在当时的潮州八邑会馆内设立办事处，负起救伤恤贫的社会救援任务，为各族居民施医赠药、账济茶粥衣物、收尸义殓。（36）当时，日本军政府还特别允许善堂堂员“豁免奉侍队工作及其他服役”，于是，许多居民纷纷申请加入善堂，以至当时五间善堂的堂员人数骤增至三千余名之多。（37）自此，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救济和恤难的善举，再也不分种族、籍贯和宗教，潮人善堂的传统功能跨越了地缘的门槛界限，走进广大社会，扩大了社会功能和使命，也深受其他社群的认同。殆至1960至1980年代，又有另五所善堂，即同德、报德、南风、众弘与崇峰，加入“蓝十总会”。
　　善堂的慈善活动传统上皆分为二部分：一部分是“救济部”，办理施医赠药、施殓施棺、救贫济困、养老育婴、发埋孤骨、敬惜纸字及兴办义学等；另一部分便是“经生部”，负责礼颂佛经、超渡孤魂等（38）。此外，许多善堂也为堂员提供安奉长生禄位和先人神主牌以及灵骨灰瓮的场所，定时享祭。值得称誉的是，今天潮人善堂在社会福利方面，为配合国家繁荣，社会安定下的不同需求，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施赠物资的救济方式，而是设立了安老院、乐龄护理中心、洗肾中心、社区施诊所、为各族人士提供援助。它们也筹募教育基金，定期捐献其他慈善团体和文教机构，设立奖助学金。此外，各大善堂也经常组团访问中国潮汕及东南亚各地的善堂，相互交流，并资助它们的建设与活动。事实上，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争取生存空间，善堂已由一个宗教与慈善组织，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社区中的一个不分种族、宗教、语言和社会阶层的福利团体，善堂的慈善功能也更为广泛和多元化。
　　表一:新加坡潮人善堂一览
　　
　　
　　资料来源：〈潮属社团简介〉，见陈传忠编《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2000），页281-339；彭松涛《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新加坡文献出版社，1983），页Q109-Q122:2；各善堂记念特刊。
　　表二：潮人善堂《祖师圣训》（略）。
　　五、社会功能与文化认同:新加坡潮人善堂的建构基础
　　人类宗教信仰的产生和延续，除了有特定历史与社会背景外，还必须有现实依据为基础，潮人的善堂信仰与传播也不例外。善堂之所以从中国潮汕地区“过番”到新加坡，并在此扎根，开枝散叶，蓬勃发展，成为新加坡潮人社群的一大特色，归究其因，最主要是客观的生活需求与主观的文化认同两大基础。我们可以约略分为以下数点说明：
　　首先，善堂照料了族群乡亲的生老病死。早期的中国移民大多数只身南来谋生，他们多不带家眷“过番”，因为他们多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当苦力，有许多还是被拐骗或卖到“番边”的“猪仔”，其次，他们大多数都抱着一种暂时“流寓”的心态，希望能在“番边”苦干一段时期后，或能衣锦还乡，与家人团聚，或能落叶归根，安享晚年。赖美惠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一书中曾对这一点作了分析：
　　二十世纪之前…………移殖的华人一向很少携带家属同来，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有中国传统思想“安土重迁”的观念，喜欢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放在故乡，而且他们大多数无力携带家眷远涉重洋。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当局，对于出国的男性移民关限很宽，然而在防止妇女被携出国一事上却极为慎重……。（39）
　　基于上述客观与主观因素，大量潮人移民孤家寡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番边”生活。因生活环境的恶劣，他们必须经常要面对病痛与死亡的威胁。以新加坡为例，当时华人移民的死亡率一直高居二位数。（40）因此，对自身的“生”、“老”、“病”、“死”如何得以妥善照料和处理，也自然成了生活在异乡的移民最关切的共同问题。他们渴望在自己患病时能够有人照料，年老后若无法回乡，生活仍然有所依靠，在死后也有人办理自己的身后事。而对孑然一身、生活清贫的移民来说，最有可能满足他们这种要求的便是同在异乡的乡亲族群。（41）在这种客观的因素下，当时在新加坡的一些潮籍侨领和善心人士便发起成立“善堂”，以潮汕地区的善堂为模式，秉承祖师遗训，积极发扬慈善事业，为潮籍移民提供如施医赠药，收埋遗体等各种福利。新加坡潮人善堂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作为基础的独特慈善组织，便在这种客观需求之下应运而生。
　　其次，善堂满足了移民在生活上对宗教信仰的需要。随着移居新加坡的潮人与日俱增，潮人移民社群也逐渐形成和壮大，伴随而来的便是宗教信仰的普及化。正如颜清湟教授所说：“中国移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新的土地上需要宗教信仰。由于前途未卜及航海中的危险无法预料，宗教信仰便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42）宗教信仰除了是移民从祖籍带到移居地的一种传统文化外，也是他们在彷徨和承受极大压力的生活中祈求心灵安宁和寻找精神寄托的重要管道，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以奉祀释大峰祖师为主的善堂，行善之余，其堂内所奉祀的大峰祖师及诸佛仙尊，还降鸾训示，为信众提供扶乩，指点迷津，祈福消灾，赐符保身，也因此和其他寺庙一样，在满足移民的宗教生活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