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人文特征的社会竞争力(2)

　　在巴达维亚华人公馆的诉讼档案中，还保留了许多潮州商人或移民处理唐山与巴达维亚之间的借贷与债务关系的个案。在这些案件中，潮州商人表现了在不同国家的商业法律制度之下，维护跨国的金融信用关系的高度技巧与能力。

　　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潮州海商利用中国与琉球王国相互间的海难救助机制，到琉球贸易的做法。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中、琉之间确认了海难相互救助机制，双方对因海难而漂流至对方的船民和商人，都会予以救助并协助他们返回本国。有意思的是，这一海难漂流船只相互救助的机制，被中国和琉球的商人利用，作为私人海上贸易“合法化”的渠道。1785年（乾隆五十年），琉球国王就曾颁布禁令，指出琉球船只“以漂流形式到中国，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做买卖”。反过来也一样，许多从中国漂流到琉球的船只，也抱着贸易的目的。滨下武志教授就指出存在名为“漂流”，实际上进行贸易的情况。在他看来，“漂流”实际上是 “朝贡贸易体系”的一个环节，他由此提出“漂流圈”的重要概念。在《历代宝案》、《琉球王国评定所文书》、《华夷变态》、《通航一览》、《通航一览续辑》、《同文馆志》、《同文会考》等国外历史文献和近年出版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中，都保留了许多清代潮州海商漂流到琉球的记录。

　　对于潮州这样有上千年海外贸易传统，跨国活动早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地区来说，仅从一个国家的制度出发来理解地方文化的特质，可能是不够的。与海上活动有密切关系的潮州人，一直要面对的，是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差异极大的政治、法律、贸易、宗教和文化制度。令人欣慰的是，上千年来，我们的先辈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充满智慧地协调和利用各种制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之间，游刃有余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和文化传统。

　　再次，潮汕传统人文特征中蕴含着许多“现代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在潮汕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潮汕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和现代潮汕侨乡的日常生活中，以“侨批”为主要形式的华侨汇款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汕头邮政管理局统计，仅1930年一年寄往南洋群岛和马来联邦的批信(应是回批)就有129万封，因世界经济萧条而使侨批数量减少的1932年，也有83.2万封批信。一般情况下，侨民家庭每月(有的是每两月)就会收到一封平均汇款额在20-30元之间的侨批。在近百年时间里，这些与个人和家庭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家信，频繁往来于海外移民的故乡与海外移居地，潜移默化之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非戏剧性的、但可能更加深刻的影响。

　　从近代邮政业和银行业的理念看来，侨批局的营运方式有诸多不合“规矩”之处，所以，民国年间中央政府对侨批业一直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般的观念中，带有明显乡族色彩的民营侨批业也基本上可被认为属于“传统”商业组织的范畴，但有意思的是，这一组织在一个日渐近代化的地方社会中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在更大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网络体系之中，侨批业这一带有明显的东亚商业经营习惯和经营理念的组织，可以与近代的邮政机构和金融组织良性互动，并从中找到巨大的发展空间。近代潮汕侨批业者进行的不但是经济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有更加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内涵，侨批问题不仅是金融的活动，其背后同时也是人员、物资和信息的交流。这也就是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潮汕传统商业习惯中蕴含有可以适应近代国际金融和商业运作的某种“现代性”。

　　关于潮汕传统人文特质中蕴涵着“现代性”的另一个例证，是近代汕头市善堂的兴起及其对近代市政发展的影响。

　　可以说，近代汕头善堂的兴起，与大峰祖师的信仰有关。大峰信仰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宋代，但直至十九世纪末，大峰祖师的信众仍仅限于潮阳一地，和平乡的报德堂是唯一祭祀大峰祖师的场所。大峰祖师作为一个具有近代慈善组织性质的善堂的象征性神明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其信仰的普及，是晚清以来商人和华侨共同努力的结果。

　　实际上，和平乡报德堂之外第一个奉祀大峰祖师的场所出现在泰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与潮阳县相邻的汕头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潮阳人也因此大量移居海外。1896年潮阳人马润君从和平乡恭请大峰祖师金身到暹罗设坛供奉，此举与后来影响巨大的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的兴起有莫大关系。原来只是在海边偏僻乡村为乡民祭祀的神明，经此变化，首先在海外华侨社群中得以推广。

　　差不多与之同时，与汕头只有一海之隔的潮阳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这个新兴的工商业城(16.45,0.24,1.48%)市定居，这些潮阳籍商人，许多是先移居南洋，再回来汕头发展的，几乎每一个人可被称为“华侨”或与之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新兴近代城市要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建立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传统时代已经广泛存在的善堂，成为解决新兴近代城市公共事务问题最有效的选择之一。第一个以大峰祖师为主要祭祀神祗的善堂，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设立的存心善堂。而存心善堂善款的主要来源，除本地的商贾、名流的捐助之外，旅居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地区的潮汕乡亲，尤其是香港善庆善堂和泰国报德善堂，也都常有捐助。

　　存心善堂建立之后，其他善堂也在汕头市建立起来。其中，存心善堂和1905年设立的延寿善堂、1919年设立的诚敬善堂、1932年设立的慈爱善堂和1934年设立的诚心善堂，并称为汕头 “五大善堂”。这些善堂许多在韩江中下游城乡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其赈灾和公益活动的范围，更达到韩江流域各地和东南亚华侨聚居的地方。

　　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大峰祖师信仰的推广，是先从潮阳县和平乡传播到南洋，再因在南洋信仰的普及而致使其在内地侨乡也被广泛接受。但没有疑问的是，大峰祖师是由于“华侨”的作用而首先在海外传播的。而在汕头市和韩江中下游城乡地区将大峰祖师作为近代慈善事业象征的，也是“华侨”。在近代潮汕地区“侨乡”形成的过程中，华侨正逐步取代士绅阶层，成为转型中的地域社会新的主导力量。

　　大峰祖师信仰随着善堂的普遍建立，在潮汕地区迅速传播的过程，正值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步形成，潮汕社会经济出现某种近代化趋势，汕头等近代工商业城市在地域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臻显著的时期。善堂的普及，是在政府控制力量明显减弱、乡绅等原有的地方精英面对新的挑战、地方组织的形式和权力格局重新建构的社会转型时期，公众和社会对慈善事业和其他公共事业迫切需求的结果。善堂的善举主要包括重大灾害之后的紧急救济、平常时对贫穷者施衣施食、设立义冢并对贫穷和无人收埋的死者施棺收敛、对无力治疗的患者施医赠药、兴办义学、在城镇地方设立义务消防组织等等。对于汕头这样正在形成中的近代城市来说，急需有专门的机构从事这类与公众健康和社会安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