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是东方文明的本质属性(2)

“善恶之殊，如火与水不能相容。”（欧阳修：《祭丁学士文》）

“大凡善恶之人，各以类聚。”（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

“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苏洵：《兵制》）

“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

“人之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不为善，一不善而足。”（杨万里：《庸言》）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朱柏庐《治家格言》）

“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程允升：《幼学琼林·人事》）

他们的共同特点，表明“善”不是目的，只是达致“和”的手段，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才是终极目的。“和”成为中华文化最高的追求。中华传统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看似相反相成，其实是相辅相成。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偏重求“真”；释家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偏重讲“善”；儒家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偏重于修“美”。“真善美”三者是统一的，一损皆损。“真”是对自己的要求，“善”是对所有生物的态度，“美”是处理事物的标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善”的表达，而要做到“善”，内心就要“仁”，“仁者，人也。”就是要把“人”当做人来对待。“仁”与“善”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和谐的“和”。

潮汕地处“省尾国角”，南宋灭亡后，这里隐蔽接纳了大量的追随朝廷南下的文人。他们所传承的宋朝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从思想上、道德上、行为上熏染了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人。善的意识无处不在，集中体现在潮汕特有的善堂文化中。

潮汕的善堂文化，多数以大峰祖师为号召，以佛教善行为宗旨，带动了广大市民的慈善意识，从古至今都做了许多有益于民众的事。他们的善行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的。因此，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变化，也不管社会的价值观如何变化，潮人一如既往地、始终坚定不移地怀善前行。这是最可贵的。特别在旧社会，每当潮汕地区遭遇到风灾、火灾、兵灾时，老百姓都会得到来自海外的潮籍乡亲们的有力支援。许多共产党人与革命者被杀害后，亲人眼睁睁看着不能收尸，是善堂的人把他们收殓。至于在大革命失败后，给流落街头的徐特立、陈赓等买去上海船票的，也是汕头的善堂。这些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潮人的善意识是不分种族与阶级的。这在某个时期曾经被批判为“丧失阶级立场”，其实是潮人最广阔的胸怀，是最大的善。“文化大革命”极力破坏人们的“善意识”，批判“仁心、仁政”，结果也就破坏了“真”，使得我们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仍然无法扭转社会“不真”的风气。可见，对“善”的否定，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动摇。

潮汕人的善意识，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敬山：如揭西奉巾、独、明三山为“三山国王”；敬石：如潮阳海门奉三块海滨巨石为“大将军”；其它如大树、老井、河流、大海、大湖，皆予善待，表现了与自然和谐的精神。

第二是对植物与动物的爱，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潮汕的善堂，常常收养被遗弃的动物，大多数是一些受伤或残疾的猫狗之类。当它们可爱时，当宝贝般养着，这不是善，只有当它们成为累赘的时候，善待它们，这才是善，也是人的泛爱，大爱。

第三是对人的爱，这是善的核心内容。首先表现在热心公益事业。从宋代的大峰祖师带头修建和平桥开始，修桥补路就成了潮人做善事的首选。潮汕早期的乡村公路，几乎都是华侨或带头致富的人出资修建的。从韩愈聘请赵德兴办乡学开始，直到李嘉诚、陈伟南、林百欣等捐资助学，在潮汕已经形成风气。此外，扶危济困，施舍米粮，周济灾民，施舍棺木，收殓弃尸等，已经成为潮汕善堂的日常功课。在这方面有大量事实可以说明。这也是海内外潮汕人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潮汕人的善行，往往被人认为是从佛家信仰出发。这就较为狭隘了。广大人民群众更多的是从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滋养。因此，除了佛家宣传慈善外，我们更应该多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善的论述，以求对青少年一代以及对佛家不太亲近的人，增长善心，增强行善的勇气与定力。尤其在当前，“假”字充斥社会的时候，为了恢复社会“真”的风气，就要从“善”字上入手，最后达成“仁人志士”的境界。因为“善”是具体的，可见的，也是可以衡量的。公务员有善心，就要关心群众疾苦，尽力改善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环境，而不仅限于年节时分在电视上访贫问苦；企业家有善心，就要尽力使财富回归社会，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资出力，而不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教师有善心，就要把培养接班人当成神圣的天职，而不是为金钱敷衍了事；市民有爱心，就要见义勇为，扶老携幼，而不是看见老人跌倒不敢搀扶；家长有善心，就要教育儿童从小培植善行，尊老爱幼，爱护花草动物，而不是教育孩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总之，每个人在善的感召下，都可以有所作为。富贵不能掩盖善行，贫穷不能剥脱善行。只有如此，善行天下，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2009、12、22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