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慈善家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史上也记载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事迹已记载在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自己募捐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含辛茹苦历经十二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建立了“报德堂”以祭祀他。从此，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清朝至民国，由大峰法师影响而兴起的汕头市存心善堂，成为南方声望最著的慈善机构。1929年当地人所写的《祖师纪录碑》，详细地记载了这约距今位一千年的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师，闽人，为宣和时高僧……劝喻潮人造桥、修路、施棺、殡殓、救人、赠药、赈灾、恤困等善举，毕生不倦，开化潮人不少……各县遂风起云涌，奉祖师神像，力行善举”。大峰慈善思想还流传海外，在泰国曼谷也建立了大峰祖师庙，成立有关民间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兴办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可以说，大峰是一位国际性的慈善家。

明末清初，我国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那时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一方面互相联络感情，反对宦官黑暗统治，集会抨击腐败政治，另一方面对社会实施有效救济，遇寒者给衣，饥者给食，病者施药，死者施棺，有的还筹集经费，给贫困儿童办学。以著名的东林学派主将高攀龙、钱一本、陈幼学、叶茂才等组织的同善会，便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最初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河南人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始办，后来中心迁至江苏武进，地区扩大到无锡、嘉善等江南许多县区。同善会慈善事业主要内容是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节妇和贫老病者，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同善会的慈善活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夫马进专门著有一本小册子《同善会小史》。在同善会的基础上，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更大规模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仅苏州一地，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一百二十多个，上海地区也有八十多个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有的建起育婴堂，专收弃婴抚养，有的办所谓仁济堂、同仁堂，给穷人免费供给医药。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介入，有些慈善组织资金雄厚，史载乾隆年间无和县的一处育婴堂拥有土地一万三千多亩，一次即得到官助银一万二千多两。明清由士大夫筹办的慈善组织，还定期向广大群众讲学，宣传他们的慈善主张。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专有一部《中国善书的研究》，就专门研究明后期东林派慈善家高攀龙等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学术的。

清朝还有两位慈善家也是应当提出的，一位是陶澍，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他曾任官至两江总督的高位，在慈善事业以主持丰备义仓而知名。道光三年至五年（1823—1825年）时，陶澍任安徽巡抚，恰逢大火灾，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定名为“丰备义仓”，意思是“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到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已任两任都督，终于和部下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把丰备义仓建成，地址选在江宁、苏州地区。这年年初，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十间大小仓库，从无锡买粮存放。因为地在今江苏长洲、元和和吴三县，历史上把这座民办公助的救灾仓库命名为“长元吴丰备义仓”，从1835年至1860年二十多年间，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他在边区伊犁又一次自己捐款兴修了龙口渠，为新疆人民谋了福利，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为国为民的慈善事业。清朝晚年，长元吴丰备义仓完全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慈善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灾荒赈济粮食，还筹建“协济粥厂”，后来又兼管失业机户的救济。清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还创办一所专收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儒孤学堂”。最后又扩建一所解决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贫民习艺所”，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这样长元吴丰备义仓就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了。

时至19世纪90年代，西方新思潮不断传至我国，一些西方慈善思想也流传到我国学术界，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受到冲击。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一篇题为《善举》的文章中，列举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主张中国也应通过官绅合力，遍设西方式的善堂。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逐渐转变为近代公益事业。

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即我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外，即近代慈善公益活动，不仅仅限于对鳏宴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不光是消极被动而且是积极主动的。今天我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政策正在向这方面转变，就像最近在《北京青年报》一篇文章中所述的，要“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和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也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相一致”。这也是目前我国在新的条件下慈善事业的一种新气象吧！